◎徐鹏

那年的雪来得比往年都要早。十月的藏区羌塘草原上，第一场雪就已经覆盖了牧人们转场的痕迹。我裹着父亲传下来的老羊皮袄，蹲在赛马场的边缘，看着那些富家子弟们骑着骏马呼啸而过。他们的马鞍上镶嵌着绿松石和珊瑚，在阳光下闪烁着令人眩晕的光芒。就在这时，我看见了卓玛。她骑着一匹没有鞍具的黑色牦牛，慢悠悠地穿过赛场。与那些精心打扮的姑娘们不同，她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袍，头发随意地扎成一束，发梢上还沾着几根干草。当她经过我面前时，我闻到了她身上那股混合着酥油茶和野花的独特气息，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母亲挤完牦牛奶后手上的味道。

“你的牛会赛跑吗？”我鬼使神差地问道。

她转过头，朝我微微一笑，我被她的笑容迷住了。阳光穿过她耳边的碎发，在她脸上投下细柔的光影，让我魂不守舍。她的眼睛不是纯粹的黑色，而是带着一点琥珀色，像是融化的蜜蜡。

“它跑不快。”她拍了拍牦牛粗糙的脖颈，“但它认得回家的路。”

我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卓玛家的牧场上。一次偶然的机会，通过她邻居的介绍，便认识了卓玛，我们彼此一见钟情。没过多久，便对她和她的身世有所了解。她的父亲是个沉默的老人，总是坐在帐篷门口打磨他那把祖传的藏刀。刀刃在磨石上滑动的声音，像是某种古老的咒语。

我们经常相约外出郊游。卓玛教我辨认草药。她的手指灵活地在石缝间穿梭，像是一只轻盈的蝴蝶。

“这是红景天。”她拔出一株开着粉色小花的植物，“可以治头痛。”她的指甲缝里总是粘着泥土和草汁，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绿色。

夜晚，我们躺在草地上看星星。卓玛告诉我，藏族人相信每颗星星都是一头走失的牦牛。“那颗最亮的是我爷爷的坐骑。”她指着天狼星说，“他去世那天，它就跑到了天上。”

第二年春天。县里来了扶贫工作组，带着崭新的太阳能板和青贮饲料的配方。卓玛的父亲被选为村民代表去县城学习。他回来时，摩托车上绑着印有汉字的化肥袋，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兴奋。

“时代变了。”老人摸着新领到的智能手机对我说，“牧场需要的是懂技术的人。”

那天晚上，卓玛在羊圈里找到我。月光透过木板的缝隙，在她脸上划出一道道银色的伤痕。她手里攥着一把新鲜的冬虫夏草，那是我们去年一起在雪山夹缝线附近找到的。

“父亲要我嫁给东边牧场主的儿子。”她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他们家有三百头牦牛和一套德国进口的挤奶设备……”卓玛伤心地告诉我。

原来她的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他们觉得我身单力薄，不能给卓玛带来安稳和幸福的生活。然而，她并不稀罕东边牧场主家的富有，也不喜欢他家的儿子，她只想跟我在一起。卓玛态度很坚定，不顾家人的反对，常常跑出来，和我偷偷见面。

我决定改变自己。每天天不亮就步行两小时去县城的农技站，躲在窗外偷听技术员讲课。我用小刀在皮袄袖口刻下密密麻麻的笔记，袖子里灌满了寒风。有次被站长抓住，罚我打扫了一个月的畜栏。但当我用学来的方法保住全部新生羊羔时，老牧民们开始叫我“小兽医”。

我用挖虫草攒的钱买了镀锌板，在自家牧场建起了第一个现代化暖棚，金属板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

三年后的赛马节，我带着兽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去找卓玛。她的丈夫正在帐篷外修理一台二手拖拉机，油箱上贴着褪色的“囍”字。卓玛怀里抱着孩子，那顶银铃帽上缀着的绿松石，和我当年送她的一模一样。

我们隔着人群对视。远处传来赛马开始的枪声，惊起一群渡鸦。黑色的翅膀划过天空，像是谁撒了一把骨灰。

现在，我成了县里最年轻的畜牧技术员。每当我开车经过卓玛家的牧场，都能看见那些崭新的太阳能板和自动喂食器。有时会遇见她的儿子，那个戴着智能手表的小男孩正在学习用无人机放牧。

有一次，他好奇地指着我的腰间问：“叔叔，为什么你还带着那把旧藏刀？”

我摸了摸已经生锈的刀柄，上面刻着的六字真言几乎磨平了。阳光照在无人机银色的外壳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远处传来机械挤奶器的嗡嗡声，像是某种陌生的诵经。

昨晚我梦见卓玛站在圣湖边。湖水倒映着远处的蔬菜大棚，塑料薄膜在风中鼓动，像是千万面经幡在同时飘舞。她穿着我们初见时那件发白的藏袍，头发上沾着干草。当我走近时，发现她手里捧着的不是传统的酥油灯，而是一盏太阳能充电灯。

灯光很亮，却照不清她的脸。

（作者系南海区作家协会会员、南海新时代首届作家培训班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