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左三）在桂城夏北社区永胜村调研。珠江时报记者/吴美璇摄

专｜家｜简｜介 秦朔，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复旦大学新闻系学士、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中山大学企业管理博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金融管理博士；出版有《大变局》《告别GDP崇拜》《无止之境》等著作；曾被《中国青年》杂志评为“可能影响21世纪的100位中国青年”。

“南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种神奇不只在于它有多么富有，还在于它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先行一步，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事情。”10月10日晚，人文财经观察家、著名媒体人秦朔接受珠江时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秦朔同南海有着深厚缘分。他曾在2001年作为《南风窗》总编辑策划了“发现南海”专题报道，聚焦民营经济原生态发展的南海模式、以农村集体土地支持工业化发展的股份合作制探索、处理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时隔近20年，应佛山市南海区委改革办、珠江时报社和南海智库研究院邀请，他于9月15日至19日带队赴南海调研“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的建设情况。

在《珠江时报》昨日刊发的《神奇的南海人，能否从“市场英雄”到“城乡标兵”》这篇调研报告中，秦朔提出“南海模式”的三个阶段：1.0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六个轮子一起转”，在全国首开将个体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同等对待之先河，激发民间的创富积极性；2.0阶段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抢步进入工业化的快车道，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固定资产和资金等生产要素，以股份形式量化为村民共同占有，村民按股份分红；而以建设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为标志，南海模式的3.0阶段已经启动，这是南海在新时期创造新优势，从自发的原生态市场经济走向自为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在秦朔看来，“对南海来说，2.0阶段如一马平川，3.0阶段如愚公移山。但不用3.0模式代替2.0，南海将可能陷入低水平的富足均衡。”

摆脱“优势的诅咒”，从内源性增长向开放性增长转变

记者：“南海模式”已经启动3.0阶段，您认为这个阶段的难点在哪？

秦朔：经济学上有一个理论叫“资源的诅咒”，指的是一些自然资源特别丰富的地方容易陷入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导致其失去对未来的开放性、创新性选择。一旦不能与时俱进，先发优势就可能会变成一种固化劣势，导致无法向新的经济形态转型。以此而论，南海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优势的诅咒”。南海的优势指的是在上一轮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增长过程中，充分利用集体土地作为一种廉价生产要素，先人一步基本实现工业化。但不能不承认，十几二十年过去，这种工业化已经相对低质化，到了向新型工业化升级的时刻。

以建设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为标志，南海模式已经开启3.0阶段，这个阶段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土地作为“百业之基”，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稀缺性不断增强，原有土地必须有更高的产出才能符合发展的需要。南海面向未来必须布局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等，但现有的土地要素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因为这些要素已经被过去发展的产业锁定。以2018年的数据为例，南海现有612个村级工业园用地占全区现状工业用地的58%，但工业产值贡献却不到10%。

第二，内源性增长向开放性增长转变过程中，原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必须调整。南海过去依托农村集体土地开展的工业化，体现的是内源性增长，但新的经济形态需要开放性增长，这里的关键是，与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资本和人才要素变化了。过去的发展是靠南海人闯世界、打市场，今后的发展要靠广东的、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资本和优秀人才利用南海的平台，创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要吸引更多的开放的外源要素进入南海，需要新平台，而土地是任何新产业、新平台的基本载体。如果土地都被分散地锁定在原有的村级工业园里，新的产业和平台就没有办法落地。

第三，未来的增长是从粗放增长到精明增长，目的是提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这在客观上需要规模化的平台，需要把多种要素集聚在一起的生态环境。南海的很多生产要素分散在612个村级工业园里，不具备规模效益，难以做到将一个产业的上下游集聚在一个生态里，实现连片开发，实现更好的分工、更高的效率。同时，它没有办法承载新的人才，因为原有的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城市环境吸引不了知识性人才、高端服务人才，吸引不了他们的家人，无法发挥人才的杂交效应。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情况，倒逼南海必须要进行改变。

建立开放性视野，学习各地先进发展经验

记者：对比长三角的城乡融合发展，如湖州、嘉兴桐乡，南海自身有什么特色？它们的改革有什么值得南海借鉴的经验？

秦朔：相比湖州、嘉兴桐乡等长三角城市，南海总体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博弈机制相对完善和成熟。因此，南海有可能完成一场静悄悄的、比较和谐的变革。其他城市的改革经验可以帮助南海建立开放性视野，但无须简单沿袭其方法。

就湖州而言，我觉得它在标准地出让方面的刚性比南海强很多。湖州最早在浙江推出工业标准地，把每一块政府出让的工业用地上的经济指标进行严格确定，包括产值、税收、环保标准等等，这些标准代表了高质量发展要素。企业如果满足这些标准，在申请完用地之后，很多后续审批环节可以简略。也就是说，起点比较高，但服从标准后，接下来的交易成本比较低。

对于达不到或者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企业，湖州也有比较严格的刚性的清理整顿方法。为了切实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湖州不少地方主动大面积清理了过去的旧产业，如采石场、水泥厂、小纺织、印染等等。有些地方的GDP因此大大下降。但在新发展格局下，这又变成了优势，比如湖州现在手里的工业用地相对充足，国土资源部也给他们一定奖励。所以最近一两年里，湖州在引进大的项目的时候（譬如吉利汽车），速度快、见效快，推动无障碍；同时，对投资者来讲，预期非常明确。

嘉兴桐乡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方面做得很有特色，即自治、法治和德治。而南海更多的是强调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理性博弈，是精明计算的结果。桐乡的基层治理长期比较完善，在推进县域内部土地的平衡补偿，加快农民离土进城、强村富民、抱团发展这些方面，既注重经济机制的作用，也有效发挥了教育和文化的“德治”作用。通过做思想工作、相互交流、村干部带头，让大家建立共同愿景，愿意为了长远发展而改变现状。这就不是简单依靠政府的条规和政策去推动城乡融合调整，而是调动了社会参与。

重视城市的均衡发展，以未来驱动打破路径依赖

记者：您最近写的《中国第一“园”是怎样造就的》介绍了苏州工业园的经验，在招商引资上，南海怎样有效导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秦朔：南海有非常好的社会资本、商业文化和奋进精神，同时也有联通海外的资源和眼光，在亲商护商、服务企业方面做得不错。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南海更需要全链条地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以及培育特色产业。也就是说，政府要从响应式地满足企业之需，到战略性地培育产业平台，加快要素集聚；要从过去的税收优惠式的服务转向制度创新和整体环境优化；要以全球视野和大湾区禀赋为基点，敢于创想突破。相信未来三到五年，大湾区主要城市之间会实现1小时交通圈，那么南海吸引人才、吸聚新产业、打造新平台的“思维半径”最少可以扩展到整个大湾区，让最新的空气吹到南海来。

苏州经验有三点值得借鉴。第一是要有高起点的长期主义。苏州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一开始就秉承了高起点的长期主义，总体规划当时耗资3000万元，顶层设计、长远考虑、系统规划、分步实施、绝不偏离，适度超前建设重要的基础设施。

第二是要从不均衡发展走向均衡发展。南海的工业化远远超过城市化，但今天的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所需要的人才，对城市的公共服务环境、现代化氛围、国际化气象等有着比过去高得多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地方要做到宜居宜业，生活环境、社会文化、公共服务、政府治理等方面的均衡发展就变得至关重要。

第三是要用未来意识驱动自己、超越自我。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就是典型的未来驱动的例子，它从一开始就对标新加坡，以国际先进经验为坐标系规划园区建设。南海可以从全国乃至全球选择对标的样板，学习“最佳实践”（bestpractice），取长补短。

记者：在您看来，产业的发展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未来意识”？

秦朔：正如1999年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阿里巴巴和腾讯能代表未来，但今天阿里巴巴已经是80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微信能够连接十亿级人口，这说明未来是被那些今天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的力量所深刻影响的。因此，我们对过去的依赖越强，无论是产业依赖还是思维依赖，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创造力就有可能越弱。南海的优势是自身的拼搏意识、实干能力很强，但是我非常担心它会不会被过去的成功意识、优越意识以及产业惯性所影响，而没有被未来驱动所主导。

举一个例子，苏州工业园区原来没有一个国际一级新药，一开始也没有发展生物医药，但他们发现这个产业的战略价值后，采取了建设众创空间、园区和孵化器、投资或发起多个风险投资基金、引入世界级学术会议、设立技术创新平台、发起多个行业会议和技术研发联盟等等一系列的措施，一直坚持，最终获得了丰硕成果。可见事在人为，思路决定出路。

值得欣慰的是，在本次的调研过程中，我感到南海的一些年轻干部思维很活跃、创造力很强，都是从全球眼光、粤港澳大湾区、广佛极点，以及整个产业变迁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跟这批干部接触的时候，他们所讲到的产业格局、要素集聚，以及形成一种产业氛围所用的工具，包括实验室、产业链、人才等，跟我在苏州采访的时候了解到的是非常近似的。因此我认为苏州可以从无到有培育出那么多的特色高新产业，南海也可以做到，关键就在于要腾出空间、转变思维。

闯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新路南海使命重大

记者：南海在过去40年的发展中实现了富足，下一阶段如何实现由富足到富强的转变？

秦朔：我们过去的富裕观，是一种敢富、创富的雄心和脚踏实地的能力，这有正面的力量但也存在急功近利的“短视”。其次，过去我们往往只注重物质意义上的“富”，并不注重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的丰富。现在的问题是城市的生活空间、精神世界如果不能够做到多元、多姿、多彩，就像千灯湖所展现的面貌一样，就难以吸引白领和高新人才，也就不可能完成城市功能的转化。

整个城市环境的优化营造就是城市最大的红利，是让每一位生活其中的成员长期受益的集体红利。要实现富而美、富而贵、富而久、富而强的愿景，赢得真正丰富而持久的未来，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提升整个城市的产业能级、人才能级，改变和提升整个城市的空间结构，让南海变成一个真正现代化的，与国际接轨的新城市空间。

记者：南海的城乡融合发展探索，对广东乃至全国有什么意义？

秦朔：广东是全国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标兵，而南海是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标兵。在上世纪80年代，南海就是全国首富县。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后，广东省委深改委在2019年7月批复同意南海区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要求南海不仅是为自身发展谋一条路，更重要的是为全省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新鲜经验，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探索新模式。

我个人的理解是，南海这一次的探索，其实也是广东的一次探索。换言之，切入点在南海，但着眼点在整个广东。正如南海有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广东在城乡发展不平衡方面也有它的一些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南海使命重大，同时也说明省委省政府独具慧眼。如果南海能够通过探索实现城乡高质量发展的融合，以及为整个城市打开面向未来的想象力和发展空间,那么广东如何焕新、创新发展，也就会找到很多的经验和出路。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李清平采写/珠江时报记者吴美璇李清平李年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