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腾，又名胡池明、胡大池，1897年出生于九江镇新龙管理区翔云首里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待人随和、谈笑风生；因缺了两三只门牙，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的战士都叫他“右牙佬”。

    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沧海横流，大浪淘沙。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胡腾曾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又远走南洋。1935年，他带着做橡胶工艰难地积攒起来的血汗钱回乡结婚务农。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再回到革命队伍，并在斗争中磨练成抗日游击队的统战工作优秀干部，成为珠江怒潮的弄潮儿，最后为革命而献出了生命。

    协助抢运抗战物资

    1924年冬，南海的农民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兴起，饱受压迫贫困之苦的胡腾，很快就接受了革命的道理，他主动要求加入农会，并成为了农民自卫军的队员。

    1925年12月10日，南海一区农民协会在九江举行成立典礼。工农革命使胡腾耳目一新，他在农民协会的组织带领下，积极参加减租运动，反对民团的苛捐，参加禁赌，开展维持社会治安的工作，更成了捍卫当地群众利益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当局发动了“清党”运动，在白色恐怖中，胡腾被迫离家避祸，远走南洋，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橡胶园做工。

    在胡腾的心目中，故乡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在马来西亚期间，他曾回乡娶妻，1935年又携眷回归。当时的九江，到处是地方势力的地盘、大天二的“堂口”，到处是收买路钱的关卡。这些人巧取豪夺，农民成为了他们盘剥欺压的主要对象。严酷的现实打破了胡腾做一名自耕农的美梦。

    抗战前夕，胡腾在乡间实在生活不下去，只得离妻别子投到九江北乡土匪梁登的堂口，旋即被梁登重用，给他当了一名仅次于心腹亲信的“踩线”。所谓“踩线”，就是执行为自己的堂口外出联络、结交其他堂口的头目并收集情报等任务的人物。

    “踩线”的职业使胡腾对珠江三角洲形形色色的地方实力派、“大天二”有了具体的了解，对群众受压迫欺凌的疾苦有了深刻的体会，因而他在南、番、顺等地区乡村中成了个“人面熟”的人物。这也为他以后在抗日游击队从事统战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七七”事变前后，南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已在城乡兴起，民族的灾难和中共救亡图存的宣传，使胡腾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1938年12月3日，日本侵略军从大坝、沙口登陆，占领九江。九江的圩镇农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据不完全统计，仅12月3日、4日两天被杀害的群众就达130多人。日军在九江的烧杀抢掠促使胡腾的抗日救国热情转变成抗日救国行动。从此，胡腾开始接触抗日活动，人们看到他经常在晚上带两三名行踪秘密的人员回家，经常在附近开展抗日的秘密串连和宣传，经常协助抗日游击队和中共地下党员工作。

    1939年夏天，受中共领导的广游二支队要抢运滞留在广州的抗战物资到后方，这是一个艰巨危险的任务。当时九江是沦陷区，对岸的沙坪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简称国统区），九江自然成为了日伪军的主要封锁线。他们不但在陆地上设卡驻守，派兵巡逻，还有巡逻艇封锁江面。

    除日伪军之外，九江一带还有几个当地的“大天二”设立的关卡，对往来货物、行人收“保护费”。为了完成这个抢运任务，广游二支队司令吴勤找胡腾帮忙，胡腾爽快地承担了这个任务。

    为此他奔走于设卡的几个“大天二”的堂口，做好了疏通工作，摸清了日伪军的活动规律，然后在一个晚上押运着这批抗战物资偷越日伪军的封锁线，渡过宽阔的江面安全送到沙坪。完成了抢运任务后，胡腾毅然离开了梁登的堂口，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广游二支队。

    出色地完成统战工作

    广游二支队的领导考虑到胡腾有多年与地方实力派、“大天二”打交道的经验，分配他在部队学做统战工作。

    为了做好这份工作，胡腾认真学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明确敌、我、友的界线。广游二支队能在珠江三角洲行动自如，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剿”，与胡腾这样的政治工作干部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

    进驻理教的抗日游击队在武装斗争中不断壮大，发展为有百多名指战员的南三大队，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1944年7月，部队挺进到南海官窑一带的南海、三水交界地区。为使队伍能在新的地方立足，开辟新区前，胡腾要先行摸清行军路线和目的地内各股地方势力及日伪军驻防的情况，要事先做好有关的工作。战斗岁月的磨练，使胡腾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成为游击队一名经验丰富的统战工作干部。

    做统战工作要与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胡腾对敌人是绝不心慈手软的。凭着他多年闯荡江湖的阅历和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他善于识别渗透到游击区刺探军情的敌特分子，一经捉拿并审讯属实，他一定按部队的政策严加惩处。

    对可以争取教育的，他却做到仁至义尽。1944年秋，有一队以新马师曾为团长的“至尊剧团”，这个剧团实际是日伪的大东亚同盟艺术宣传队。至尊剧团在南海紫洞乡伪联防大队长罗勤和国民党顽固势力国民大队第一分队长梁多的庇护下，到紫洞演出宣扬投降、宣扬反共的粤剧。胡腾曾去劝谕，但他们置若罔闻。于是南三大队趁至尊剧团转点到西樵海舟的途中将其截获，将剧团的演员十余人带回河滘驻地。在河滘，胡腾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演员们纷纷表示回广州后即行散伙。胡腾对这批演员进行耐心教育的同时，在生活上又尽可能地关怀。经过3天的教育，这批演员对抗日和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解放后，这个剧团的个别演员还成了共产党员。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已改名为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的原南三大队奉命挺进粤北，胡腾和另外一些同志被安排留守南三边区。胡腾和留守人员一起，密切依靠群众和民兵的力量，多次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的进攻。1945年11月，国民党军队加紧对原华南抗日根据地的围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南三边区的形势越来越险恶，但留守的部队仍然顽强地以各种方式坚持斗争。直至接到上级“全队疏散，隐蔽待命”的命令，胡腾才秘密转移到广州，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广州隐蔽活动。

    1946年春节前夕，胡腾去佛山。但一到佛山就被国民党当局南海县的刑侦队盯上并逮捕，关押在佛山的南海县监狱。关押期间，敌人对胡腾严密看守，任何人都不准探监。后来，党组织派遣原独三大队战士霍玉买通了看守，好不容易才见到胡腾一面。

    见面时，胡腾不但没有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却鼓励霍玉要不屈不挠，坚持斗争。胡腾在狱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国民党南海县当局无计可施，只能举起屠刀。1946年夏天，胡腾在佛山英勇就义。

    文/珠江时报记者何万里部分资料来自《南海烈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