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水上村”三个字,许多人都会立即想到一幅富有“渔家唱晚”情调的画面:头戴斗笠的渔民在水上用力拉网,脚下是木舟、背后是夕阳,口音浓重的渔家号子与水鸟的身影一同,回荡在由橙变紫的天空上。 然而现在走进沙头水上村,却看不见这样的景象,因为河涌上的渔船农艇已经绝迹,过去的船户渔家也搬进了岸上的房子,唯一留下的痕迹,只剩下一个约10米长的石砌码头。但正因为再也看不见,所以才更有缅怀的价值。在这个码头上,通过老船户的口,笔者仿佛再次看到了,那个保存在他们记忆中的沙头水上村。 A 渔民四处颠沛未建祠堂 当吴志全在笔者面前坐下时,干净利索的动作、清晰的谈吐,让人难以相信他今年已经70岁了。有着黝黑皮肤的吴志全是一个典型的水上村船户,1947年出生在沙头一个渔民家庭里,父母在西南涌上打鱼为生。和许多渔户子弟一样,长到十多岁后,吴志全也开始在渔船上工作。 “打到鱼后,我们就是在这里上岸,将鱼拿去沙头墟市叫卖。以前的码头很漂亮,全是白石砌成,水上村的船都在这里靠岸。”站在码头边,吴志全告诉笔者,当时的沙头墟市十分热闹,除了沙头及周边的农村,甚至还有人专程坐船,从西南涌对岸的三水来趁墟。“因为来趁墟的人多,我们的生意还过得去,算是有个温饱。”吴志全说道。 沙头水上村位于西南涌边,与三水的乐平镇隔河相望,据说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今天它的外表已与寻常农村无异,唯独缺了农村中最常见的祠堂。有水上村民告诉笔者,这是由于过去漂泊不定,沙头水上村没有建宗祠。“以前渔民岸上没有房子,就住在船上,把船上的一个盖子打开,就是烧火的炉灶,而吃水因为没有水井,我们都是直接从西南涌打水。”吴志全说道。 B “独门绝技”撑起水上村水运 与其他水上村不同,其实沙头水上村的主业并非捕鱼,而是水运。1952年出生的陈炳球也是土生土长的沙头船户,他的父亲谭娣从撑渡船起家,攒钱买了条七八吨的木船后,就跑起了水上运输。“当时无论是货船还是渔船,都是家庭式劳动,夫妻两人一人在船头、一人在船尾操纵。等孩子大了以后,这些位置就由他们来接替。陈炳球说道。 大跃进时期,沙头的船户被编成船队,主要工作是把粮食运到官窑的粮仓内,有时他们也把村里生产的砖头,运到九江、广州等地。“因为要靠人力,船走得慢,算上装卸和过磅这一套流程,去官窑来回一趟差不多要花一整天,如果是去广州,来回需要三四天。”陈炳球对笔者说道。 那当时搞水运能赚多少钱?陈炳球说,这都要以当时官窑运输社规定的价格为准:“我们去一趟广州大概能收入十元,还有一次我撑船去九江,十天时间里赚了四十元。每收入一角,我们自己大概能拿7分钱,剩余的3分要交给生产队,用来保养、维修船只。” 沙头水上村的水运可谓历史悠久。作为北江通往广州的主要航道和捷径,西南涌自古以来就被视作沟通广东南北的主要通道,而沙头水上村的船户,长期都担当着西南涌官窑流域的水运主力。 这样宝贵的水道,怕不怕外地的船家来抢生意?听到这个问题,陈炳球笑着摇了摇头,并讲出了沙头船户长期赖以立足的“独门绝技”:“以前西南涌水很浅,一些地方才一两米深,有人开玩笑说连只鸡都能趟过去。外地船不熟悉这里的水情,很容易搁浅,我就曾见过几个女的开船来,搁浅了没法脱身,最后还要靠我们本地人帮忙才搞定。所以这一带的水运长期都是我们来做。” C 交通发展促使船户改行 翻看沙头水上村的历史,能在船家身上那种如渔网般坚韧的精神,无论是遥远的路途还是水上的风险,都没法吓跑那一只只满载货物的木船。抗战期间,西南涌被封锁,船甚至都经常被烧,沙头水上村的船户纷纷躲入官窑内河涌,靠捕捞鱼虾勉强为生。抗战胜利后,他们又回到了沙头的码头边重操旧业。 然而改革开放后,西南涌上的沙头货船很快几乎都消失了。过去西南涌水运的发达,不仅因为航道便利,还因为以前沙头周边既没有路,也没有桥。“我们以前外出也只能走基围,窄得只能容一人走,带着货可没法走。”陈炳球告诉笔者,正因为缺乏道路,因此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沙头、汀圃等地的货运,主要也是靠水路。 然而今天就完全不同了,查阅地图可以看到,263省道就在沙头穿过,西侧有新沙大桥,北侧的兴业北路、东侧的科勒大道,都能跨越西南涌。便利的道路和桥梁,让水运彻底成为了历史。 面对新形势,水上村的船户们也纷纷另寻出路。吴志全就在1988年转为承包鱼塘搞水产养殖。“搞养殖虽然也辛苦,但和行船相比,不用整天担心风雨和安危,晚上能睡个好觉。” 而陈炳球则没有改行,他和妻子靠着自家的木船,到三水三江等地跑运输:“当时我还是运砖,为了筹集本钱,不光自己投了全副身家,还找亲戚借钱,当时一个月可以赚好几百元,比以前收入好了很多。2014年,我的孙子出生,我也回家带孙子去了。” 而水上村的年轻人也有了比父辈更多的选择。陈炳球的儿子成为一名货车司机,“原来抢老爸的生意他也有份。”听到笔者这句话,陈炳球哈哈大笑,在笑声中听到,以前为生活所迫的苦涩,如今已经沉淀成一种值得回忆的韵味。 撰文/摄影 郭炜 肖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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